上个月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政策发布后，引发环保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他们普遍认为，《决定》包含了史上最严的生态环保新举措。“严”在于《决定》中“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新”则体现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环境保护费改税”等提法在《决定》中出现。在国家开启治理环境危机新模式、用市场化的新思路保护生态之时，作为排放大户的石化行业又该走向何处？

　　关键词 生态红线
　　促进石化产业有序发展

　　《决定》提出，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这一决策获得了业内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认为，划定生态红线是中国新一轮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正确路径，旨在保障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可以通过立法形式来守住这一条红线。

为实现污水零排放，山纳合成橡胶公司建设了占地300亩的氧化塘，废水经处理全部回用于生产。 （石少军 摄）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也说：“现在我们已经设定了二氧化硫等几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指标，也就是划定红线。每年不但不能突破那个线，还要往下减，根据需要调整上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想经济可持续发展，扩大生产规模，必须削减原来排放污染物的量才能新上项目。”

　　环保部生态红线划分专家组组长高吉喜日前还表示，2014年将完成全国范围内的红线保护区划定工作。

　　而率先开展生态红线划定工作的江苏省已于今年9月23日正式印发《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将其国土面积的22.23%划入了生态红线区域。山东省政府近日也印发了《山东省渤海海洋生态红线区划定方案》，红线区总面积6534.42平方千米，并提出到2020年海洋生态红线区入海直口污染物排放达标率达到100%，陆源污染物入海总量减少10%～15%，到2020年海洋生态红线区内海水水质达标率不低于80%。

　　南化公司连云港碱厂投资5000万元的动力锅炉烟气脱硫项目近日开建。该项目采用纯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盐泥压滤废渣作为脱硫剂，实现废渣的综合利用和自行消化。图为施工现场。 （朱华南 摄）
 

　　生态红线的出现，对石化产业的发展有没有影响？答案是肯定的。

　　“我国很多炼化项目都在沿海地区，因为要靠轮船码头进口原油。在沿海地区划定生态红线，就会对沿海的石化项目提出更严格的环保要求。”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齐文启对记者说。

　　“生态红线一旦划定，肯定会要求石化项目与红线有一定距离，对石化项目的规划布局产生一定影响。”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总工程师李奋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的省市还会涉及到生态红线区域内的污染企业搬迁问题。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京市正在开展一级保护区内开发建设拆除清理和保护区内污染企业搬离工作，确保保护区内没有任何污染排放企业的存在。

　　“总体而言，划定生态红线对石化行业产生的是良性影响，会促进行业更有序地发展，让企业积极入园，园区再与红线保持一定距离。地方政府也要根据当地情况布局重化工业，首先要确定环境容量再布局，还要根据不同产业区别对待。因为产业不同，排放物也不同，有的排放气体多，有的排放液体多。”李奋明说。

　　机会与挑战是并存的。李奋明同时指出，划定生态红线后，市场对环保产品的需求将加大，相关石化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也认为，生态红线的出现，可能会让企业遇到一些新问题，甚至措手不及，但这个约束同时创造了很多商机。生态红线约束了城市的承载能力，就意味着对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需求，对于环保产品的研发和消费需求。生态的约束，还要求企业从成本优势转向创新引领，尤其为民营企业提供了一种创新机遇。

　　关键词 谁污染谁付费
　　石化企业亟须提高认识

　　用市场化手段代替行政命令解决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理念，如今已得到广泛认可。而《决定》提出的“坚持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更被认为是中国新一届政府依靠市场力量治理污染的强化举措。

　　“有了市场的动力，企业做环保就不再是政府拿着鞭子赶，而是导入了内生的市场机制，并催生出新的生态经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分析认为，产权明晰，则资源保护主体明确，资源价值凸显，通过进一步纳入市场评估、交换体系，会给生态环境保护注入内生动力。

　　而《决定》中关于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则回答了“谁补偿谁”的问题。

　　拿其中的碳排放权来说。早在2011年，国家发改委就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等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目前，在已正式启动的深圳、上海、北京碳交易试点中，均纳入了石化企业。

　　以北京试点为例，2013年8月，该市发改委开始组织第三方核查机构对北京辖区范围内重点排放单位的历史二氧化碳排放进行核查，初步纳入的石化企业有十几家，如东方石油化工、燕山石化等。“目前来看，这些石化企业年均排放量均超过了政府规定的10000吨的上限，属于北京市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未来每年的碳排放不能超过政府分配的配额，否则就必须从市场上购买配额或自愿减排量完成履约。”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孟兵站向记者介绍说。

　　2013年11月28日，北京碳排放权交易启动首日，中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购买了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热电厂2万吨碳排放配额，交易价格50元/吨。目前，中国石化旗下被纳入碳交易试点的企业有20家左右。

　　“但石化企业在参与碳交易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孟兵站表示，一是认识不足，部分石化企业还没有认识到碳排放数据的核查是企业管理的有机部分，仅仅认为是响应政府的要求，对于未来碳排放约束给企业造成的影响认识不足；二是相关知识不足，大部分石化企业缺乏碳交易方面的相关知识，对于这个新生事物，企业完全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采访了一些石化企业，这些企业要么还没有关注过碳交易，要么认为会加重企业负担，参与并不积极。

　　“在碳交易初期，政府会免费给企业分配大部分配额，短期内对企业影响较小。随着碳交易的推进，免费配额将逐渐减少，企业所担负的成本将大幅提升。但从欧盟的实践经验以及国内专家的研究来看，碳交易是综合减排成本较低的一种市场手段，像石化企业这样的排放大户，通过市场化手段的减排成本要远低于其他减排方式。节能减排做得好的企业，还可以将自己剩余的配额卖出，也是对节能减排的一种资金补偿。因此从长远来看，碳交易对企业的影响肯定是积极的。”孟兵站分析说。

　　孟兵站建议，石化企业应尽早组织专门人员积极学习碳交易相关知识，尽快完善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对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做到知根知底。

　　关键词 环境税　
　　产品或涨价转嫁成本

　　征收环境税也是借用市场化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之一。

　　据了解，我国自2003年起开始针对污染型企业实施排污费制度，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效果并不理想。“有的地方因为考虑到经济发展、人口就业的问题，对企业收取排污费并不严格。”齐文启说。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察诉讼部部长马勇也向记者反映：“目前有的地方在收取环境保护费时是协商收费，面临执法不严的问题。如果将费改成税，对企业来说更严了，可以反向促进企业减少排污。”

　　因此，近些年环境保护费改税的提法一直在业界流传。

　　在《决定》明确提出将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之后，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向媒体透露，环境税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并正在按程序审核。关于税率，苏明指出：“肯定会提高税率，如果以现在的排污费为标准，费改税就没有意义了。”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也认为，征收的环境税应该高于企业的治理成本，否则，企业就宁愿交税而不愿意治理污染了。目前在我国已比较成熟的环境税种应该是二氧化硫税、氮氧化物税和工业的化学需氧量税。

　　业内普遍认为，对排污企业征收环境税已势在必行。记者在与一些石化企业交流此话题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压力。天津一家石化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如果以后真的开始征收环境税，企业会更加重视环保工作，就像对待技术研发、生产经营一样，通过技术创新、工艺改进，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而且环境税也会倒逼企业从项目规划之初就转变观念，前期加大对污染治理的投入，多采用环保技术。

　　“我们公司一年的排污费接近300万元，国家提出环境保护费改税，我们也是支持的。虽然费改税可能会加重企业的负担，但只要同行业统一都收，我们也接受。不过环境成本一上去，产品肯定会涨价。”以农药产品为主业的福华集团副总经理杨国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规划计划部战略规划处副处长张礼安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环境税一出来，石化企业肯定会有负担，但这负担又会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最终让消费者买单。”

　　对此，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分析指出，建立环境税收制度，能加强企业的环保意识，充分发挥税收对环境保护的积极引导作用，利用减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治理和综合利用“三废”，节能减排；更重要的是，将主要的税收目标定位为控制污染，促进环境保护，对排污严重、破坏环境严重的行为课以重税，使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在化。

　　关键词 第三方治理
　　能否推广主要看成本

　　采用市场化的手段能促使企业排污，同样也能促进污染治理。《决定》提出，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有企业肆意排放污染物，治理污染成本高是主要因素，同时缺少相关减排技术及专业人才也是企业节能减排的阻碍之一。因此，此项政策将在企业污染治理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作为一家农药生产企业，江苏长青农化股份公司排放的废水中污染物成分复杂，治理难度大。据了解，该公司早在几年前便将污水处理交给了南京农业大学下属的专业公司负责，让生产经营与治污彻底分离。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形式不仅让治污成本大幅下降，还让他们腾出更多的时间去抓生产、搞科研。

　　但对于这样的第三方治理，一些企业有不同看法。“我们公司都是自己处理废水，交给第三方治理的成本会高一些，因为他们也需要盈利。当然，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将污染交给第三方处理的话，成本会低一些。现在一些园区里的企业，也会采用由第三方统一治污的模式。”杨国华对记者说。

　　对此，中信建投证券研究部环保行业分析师刘宏程向记者分析：“在水污染领域，在水权和排污权交易推行之后，工业污水排放企业和工业耗水大户企业的成本将攀升，从而倒逼这些企业引进第三方环保服务来实现真正的减排和节水回用，石化等行业的废水处理和节水回用也将成为首先引进环保服务的领域。在大气污染领域，对烟粉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监测已经具备一定基础，且实施工业除尘、脱硫、脱硝项目的企业具备运营上述设施的能力，所以大气污染是率先具备实现第三方治理条件的领域。”

 
　　刘宏程同时指出，治污市场化需要参与市场的每个主体都能获得超出市场风险利率的回报，在排放监管不严格、处罚力度不强的情况下，排污企业没有动力为第三方的环保服务支付足够的费用，因而环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难以形成。如果在严格监测和监管的情况下推动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等交易制度，则企业会有动力为第三方的环保服务付费，从而减少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