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务院定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后，各级政府迅速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据报道，8月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了多个机场和水电建设项目；9月5日下午，发改委又批准了25个城市的轨道交通项目建设规划和13项地区公路工程项目；9月6日下午公布的信息显示，又有9个污水处理项目、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获批。其中，已公布的23个轨道交通项目总投资额超过8400亿元。或许是为了避免舆论过多关注和猜想，其他项目的投资额并未公布。

上半年，我国的GDP增速为7.8%——三年来首次回落到8%的心理线下。这一数据与国外相比无疑是增长奇迹，而对我们来说却迟迟难以接受，离8%的年增长目标也还有一点距离。

因此，政府的急切可以理解。毕竟，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也就是再次回到了清末至1913年间我国的世界排位。但是，GDP只能反映产出规模，并不能反映生产力水平和富裕程度。而从作为强国标志的人均GDP指标看，2011年我国的全球排名是89名，不仅落后于很多小国，也落后于我们印象中已经衰落的大国俄罗斯。

不过，在GDP高达7.8%的增长之下，我们看到作为经济风向标的股市却“跌跌不休”，几个月来上万亿的财富蒸发，上市公司市值总额落至20万亿的心理关口。同时，从钢铁行业到太阳能，不少行业企业产能过剩，竞相裁员，似乎有蔓延之势，是GDP数据失真还是局部事实骗过了我们的双眼？

事实上，数据与事实都没有大的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增长机制和经济结构。长期以来，除了众所周知的能源、资源消耗外，我们的增长还是建立在大量货币投入和政府主导的基础之上。

由于投入并消耗了大量货币，因此我们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居高不下，同时，由于大量货币出自政府且政府主导投资具有局限性、集中性的特点，造成货币在社会行业领域的分布不均，货币泛滥与货币紧缺并存。除了热火朝天的基建项目，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又面临着外需萎靡和转型的压力，于是就出现了经济数据看上去尚可，但很多企业却举步维艰的矛盾局面。再加上分配制度改革未及时跟上、居民收入没有同步增长且受到货币发行过多的蚕食，消费的驱动也是力量不足。于是，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就成为必然。

应该说，在公共领域，政府规划并引导投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府万事都处于主导地位却于经济发展不利。因为在政府主导下，往往会出现投资项目初期预算不足、后期需要追加的情况，而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导致财政吃紧、资金投入难以为继，那么重大工程的烂尾、豆腐渣也就不可避免。如此一来，必然造成严重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这方面的案例也并不少见。

另外，政府所采取的稳定外需和拉动内需的动作，政策主导的痕迹也十分明显，其持续性及负面作用也需要充分评估。

在稳中求进的主基调下，要改变上述情况、实现可平衡的复苏，当务之急是在即将上马的国家和地区重大项目中，更大范围、更大力度地引入民间资本。国务院先后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以及各部门已经出齐的42个实施细则，对于推动民资入市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文字的措施要落到实处，还是要在实质性的基础设施、节能环保等重大项目中，敞开胸怀接纳民资，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给民间力量施展和发挥的空间，不能等到项目建设面临资金、烂尾等方面压力时才去找民资接盘救火。

更加重要的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在大项目的操作实践中，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国资与民资的关系，把政府初期的主导角色向未来的管理和引导角色过渡，让企业成为投资和合理获利的主体。一个强势政府自身的角色转型，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